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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争 国之兴盛 小人之争 国之衰亡
——论王安石和司马光
三月的春色，莺歌燕舞，袅娜醉人，说不清道不尽的自古繁华，又如沐春风般的清静温馨。
当光风霁月，文采风流两位伟大人物先后登场在北宋的政治舞台，由最初的爱慕相惜到最后政治理念分歧产生的不同治国理念，最终延伸到政治党派的分歧导致政治空气迅速恶化，是非善恶观念完全丧失，在制度调整中，许多官吏趁机探囊取物般地攫取着国家的权力与财富，直到将北宋导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相信这两位伟大的政治人物——王安石与司马光，都无法预知这样的结果。
说起改革创新，不得不提起王安石，形成这一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追溯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甚至可以追溯到戊戌变法的梁启超。文革时期，正值我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王安石作为法家的杰出代表和孔夫子的对立面而备受赞扬与推崇。即便完全不知道熙宁变法为何物、与宋朝历史研究丝毫不搭界的普通中国人，也知道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列宁曾经教导说：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恰恰相反的是，王安石过世之后的一千年里，历代史学家和政治家的史笔如刀和推崇倍至，使王安石成为了颇具争议的人物，到了现代，有人甚至怀疑王安石的改革制度是资本主义的萌芽，这是不可理喻的。更为可悲的是，我国的教科书极其不负责任的认定王安石的变法是受到以司马光为领袖——代表大地主士大夫利益的保守势力的阻挠而失败的，这样的观点简直是误人子弟。今天，翻开官方修订的正史《宋史》，我们会赫然发现：王安石变法的最重要支持者、参与者、助手、学生和继承人，几乎全部被列入奸臣的行列，当然这决不仅仅是“败者为寇”这么简单，在制度几经变革，决策者（皇帝）迟疑不定、行政执行力偏离轨道，政治派系勾心斗角的多重因素下，王安石的改革初衷发生了质的改变，中小官吏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而百姓则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王安石属于唐宋八大家中的豪放派，其形象用今天的话来说可以用“不修边幅”来形容，苏东坡的父亲苏洵第一次见到王安石，就针对王安石的形象写了一篇《辨奸论》，他认为，洗脸换衣服是人之常情；违背人之常情，穿着破衣烂衫，吃着猪狗之食，蓬头垢面地侃侃而谈诗书礼乐，博取不流俗的名声，其中，一定隐藏着绝大的奸恶狡诈。属于那种为害国家的大奸大恶之类（当然，苏老的观点值得商催）。事实上，古今中外此类人士并不是绝无仅有，他们喜欢沉溺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神游八极；而我国传统正统人士是无法接受这一事实的，于是把个人性质的爱好情趣一类，和国家、人类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王安石的反应不得而知，可能是基本不予理睬而已，后来，他手中的权力极大时，也没有为难苏洵老先生的举动。
除了形象的不修边幅，王安石饮食习惯同样“不修边幅”，只要可以吃的东西就可以当午餐，甚至连王安石的结发妻子都不知道王安石喜欢吃什么菜。夫人的抱怨使王安石朋友的不解，他们认为王安石最喜欢的食物莫过于鹿肉丝。原因是有次与王安石同席就餐，他亲眼看到王安石将一盘子鹿肉丝吃得干干净净。王夫人问道：“那盘鹿肉丝当时放在什么位置？”朋友回答说：“在王安石眼前。”王夫人说：“那么你们明天把鹿肉丝放得远一点试试。”第二天吃饭时，大家将鹿肉丝放得远了一点，将另外一盘菜摆在王安石眼前。结果，王安石将眼前的菜，吃得干干净净。饭后问起来，他根本不知道刚才的桌子上还有一盘鹿肉丝。（还有一次将鱼饵吃得干干净净）。
王安石的衣着饮食品味在当时看来确实有失身份，不过正是如此，对生活的大度和不拘一格，将毕生精力都沉溺在自己的精神世界，才成就了王安石的思想和业绩，我们甚至可以用经济学家来形容王安石，王安石提出的不增加税赋而增加财政收入的方法，早已为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所证明，加快资金周转速度，改进生产条件以增加生产等等皆属此类。事实上，王安石所推行的青苗法也是类似的一个相当高明的方法。青苗法源于陕西的地方官为扶助当地农业生产采用此方法，在王安石作县令时，曾经试用过，效果颇佳，深受百姓欢迎。于是便在他的辖区里广泛推行应用并收到良好的效果。北宋时期农村盛行高利贷，利滚利是较为常见的利率，事实上已经成为农民破产、土地兼并的一种形式，对国家的危害不言而喻。因此，当青黄不接的时候，由政府贷款给农民，收取半年百分之二十的利息，收获之后连本带利即行归还。由于此贷款以田中青苗为信用保证，所以，称为青苗法。以今天的眼光看，这半年百分之二十的利率已经是高利贷无疑，但是只相当于当时高利贷的三分之一甚至
五分之一。因此，用此方式扶助农桑，应该是功德无量的事情。诚如黄仁宇先生所说：令人惊异的是，早在九百年之前，王安石就已经懂得：可以用信用贷款的方式刺激经济的成长；当生产增加货物流通时， 即便用同一税率也能在加速周转的流通状态里收到增加财政收入的成果。王安石其它与经济有关的变法，如设置三司条例司、农田水利法、均输法、市易法及免行钱、方田均税法、保马法等，其基本经济思想大体来源于此。这种采用金融调控的方式管理国家的理念，其深度与广度都不曾在当日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提出过。黄仁宇先生为此感叹道：王安石与现代者近，反与他同时人物远。用台湾学者柏杨的话说，则为：王安石具有超人的智慧。
但——王安石的的确确不是一位合格的政治家，而他的政治死敌司马光，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政治家，与王安石比较起来，司马光对于财政、金融与其它涉及到经济学方面的知识，显然在实践上缺少经验，在理论上缺少研究，和王安石存在不小的差距。然而，作为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如果说到数千年国家政治与社会运行的机制与原理，说到对此丰富的知识与研究，说到在此基础之上所具有的深刻洞察力与了解的话，王安石比起司马光来，其差距何止以道里计，称得上是望尘莫及。不管王安石如何的读书万卷，如何的过目不忘。事实上，后代甚至现代中国人关于历朝历代兴衰治乱的许多知识与见解，都是拜这位史学宗师之赐才得到的。王安石在学术上的造诣，则更多地表现在诗词文学那样一些浪漫理想与文辞形象上面，这使他的变法带有了浓重的理想化色彩。由此出发，只要向前再走一步，我们就能够看到相关的一个事实：司马光对于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正是建立在对于国家历史脉动的精确理解与把握之上的。这使他的反对，拥有了极其雄厚的基础与令人敬畏的力量。
司马光与王安石二人曾经做过同事。当时，他们俩一起在包拯也就是着名的包公包青天手下，担任群牧司判官，包拯则是他们的顶头上司——群牧使。有一次，群牧司衙门里的牡丹花盛开，包公置酒赏花。司马光回忆说：自己素不喜酒，但是在包公劝酒时，还是勉力喝了几杯；介甫——王安石，也不喜酒，他不管包公如何劝，始终滴酒不沾，包公也拿他没有办法。司马光由此知道，王安石有多么倔头倔脑。关于与司马光之间的关系，王安石的说法是：与君实——司马光字君实，相处得既好，时日又久，只是对事情的看法每每不同，处理问题的方法也常常各异。司马光的看法则悲观得多：介甫待我历来淡薄，我因为和他几次同事的缘故，私心里总有些眷眷的同僚情分。
司马光曾指斥王安石所筹划的变法，正是西汉时期桑弘羊者流蒙骗汉武帝时采用过的伎俩，西汉时期，经历过“文景之治”的鼎盛之后，经济社会发展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汉文帝和汉景帝之后，汉武帝开始了长达四十多年的对外战争和近五十年的对内恶政，将父祖几代人积蓄下来的财富挥霍一空——假如忽略历史学家对汉武帝开疆拓土雄才大略的推崇，那么汉武帝只剩下穷奢极欲和凶残暴虐的躯壳，连年的战争引发的农业荒废和经济萧条，使汉武帝不得不走上改革之路，将国家社稷重任交给了商人出身的桑弘羊等人。桑弘羊这帮人的确敛财有术，他们首先推行了一整套国家垄断性质的经营活动，将铸钱、冶铁、制盐、卖酒等最赚钱的行业全部收归国有，实行专卖；甚至一度准备将河湖塘湾与海洋中捕鱼捞虾也实行国家专卖。由于立即出现产量大跌，市价腾贵，而不得不放弃。然后，桑弘羊们实行了均输法和平准法。均输法指的是命各地将贡税改为当地特产，以当地平均价格计价，官府则命其运输到指定的其他地区，由官家高价出售，牟取高出一般贡税的利润。这个做法为王安石变法所全盘照搬，就连名称都没变；平准法指的是由国家在各地设立平准官，垄断天下货物及价格，贵卖贱买，使商贾无法牟利，必须通过官府才能存活；王安石变法中的市易法即脱胎于此。此外，还实行了算缗与告缗制度，算缗就是征收商人的财产税，告缗则是打击商人不申报或者不据实申报上税的一种制度，规定凡上述两种行为，均没收全部财产，并充军戍边一年；凡告发上述两种行为者，奖励所没收财产的一半。于是，史书记载说，一时间，“告缗遍天下”。上述财政政策出台后，迅速形成下列后果：国库立即充盈；民间经济活力迅速萎缩；带有较大主观色彩的告缗制度和财政税收行为迅速造就了一大批富有的官吏；最后，史书记载说，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产，汉武帝没有亡国，很大程度归功于选择了合适的继承人。而当时的情形，对于生活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人来说，只要想想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和后来垄断经营的中国电信，就大体可以明白。以今天的眼光看，大约只有那些小商贩出身、又急于讨好皇帝的官僚，才能想得出这种杀鸡取卵、饮鸩止渴的坏主意。须知，任何时代，国家想依靠行政权力来与民间争夺商业利益，都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也永远都只能是短期行为，前提条件是政府不怕窒息民间活力，不怕阻止经济与社会发展，不怕引起经济文化的动荡与破坏。而司马光的看法在现在看来确实切中要害，道出了阶级体制下制度变革的核心问题：过激的制度必然使行政执行力走向极端，政府职能被无限放大之后，如何形成有效的监管机制来约束地方政府行政行为。
王安石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局势是财政连年赤字，军费不堪重负（赵匡胤当权时实施的募兵制,到神宗皇帝已占财政支出的83%），积贫现象严重。我们知道，我国历史上的积贫现象是不同经济社会鼎盛时期的共性特点，所谓积贫，并不是说国家贫穷。事实上，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巅峰时代，肯定是当时全世界最富裕、最发达的国家。举凡农业、手工业、商业、国际贸易、城市发展、科学技术进步、生产工艺改进等等，无一不是最辉煌的时期。不幸的是，北宋同时又以积贫积弱着称，形成令人相当无奈的局面。积贫指的是帝国国家财政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窘迫之中。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冗兵与冗官。太祖皇帝赵匡胤在实施以文制武、裁抑武将政策的同时，创设了募兵制度，他认为只有养兵一法才是长治久安之道。太祖曰：“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意思是说，遇到灾荒年景，将饥民招募为兵，可以避免饥民作乱；正常年份，即便有军队作乱，而百姓也不会参加。于是，建立了由国家财政养兵的募兵制度。实际上，是将军队作为收留饥民和地痞流氓、犷悍之徒加以管束的机构，使之不被放到社会上去滋事。这样的制度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局势下确实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时间一长，则一塌糊涂。百姓一旦应募为兵，便被输入官府军籍。这些入了军籍的人们，行不得经商，居不得为农，生老病死皆不许脱籍为民，妻子儿女全部都要仰食于官府。于是，兵营里便到处都是老弱病残之兵。这种兵，一旦开战，如何上得了战场？于是，再大量招募精壮之兵。就这样，太祖开宝年间，禁、厢军部数为三十七万人；太宗至道年间增至六十六万；真宗天禧年间为九十一万；仁宗庆历年间为一百二十五万；到此时，神宗皇帝登基前不久，已经到达一百四十万有零。禁军属于中央正规军，其士兵每年的军饷军粮，通扯合计为每人五十缗钱。这里的缗，指的是一千钱，作为钱币的计量单位时，和贯的意思差不多。以当时的购买力折算，五十缗大约不到今天的一万元人民币，供养全家一年的花销，不算富裕。厢军则为地方部队，其士兵的军饷军粮还要再少一些，大约为三十到三十五缗，约合今日的六千元人民币左右。这些仅仅是平日养兵所需，还不包括战时的后勤保障、转运、赏赐、组织动员、损耗、管理等等。因此，到神宗皇帝登基时，每年军费开支约四千八百万缗，时人估计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这个数字很有可能是保守的。军队人数众多，并不一定与能打仗呈正相关的关系。相反，冗兵与以文制武的国家政策和军事制度相结合时，战斗力便根本无从谈起。北宋军队极少打胜仗的灰败纪录也就自不待言。积弱之说盖出于此。而太祖时期设计的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与科举、恩荫、荐举等选官制度结合起来以后，则演变出了大批量的冗官。当时有官有职而没有差遣的人，占到了官员总数的百分之七、八十以上。这也就是说，在北宋的所有官员中，有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属于冗官。为了安排这些已经有了官、职和每年继续涌进来的新官员，帝国绞尽脑汁地发明新差遣、新官位，于是就有了我们另一个很熟悉的形容词，叫做“叠床架屋”。这些叠、架起来的冗官们与帝国慷慨的高薪制度相结合，在催生出大宋帝国灿烂的经济文化之花时，也耗费了以千万计的俸禄。资料显示，神宗皇帝登基之前，两万五千名帝国正式在编的官员，和——我们找不到准确数字，据估计在二、三十万左右——的吏员，每年需要支出的俸禄，大约在一千二百万缗钱。
其中，以宰相和枢密使为例：他们的俸禄收入包括：正俸，相当于基本工资；添支，相当于资历或年资工资；职钱，相当于职务工资；衣赐，相当于服装补贴；茶酒厨料，相当于伙食补贴；饲刍，相当于交通补贴；薪炭，相当于取暖补贴；还有七十个人的随从衣粮，相当于安全保卫兼威风摆谱津贴。其总数大约为一万缗钱上下，差不多合一万亩土地的出息，大约相当于今日二百万元人民币左右。我们知道，拥有宰相官位的人可远远不止三、五个人。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节度使的待遇是最高的，大约比宰相还要高出三分之一左右，而拥有节度使待遇的人，比拥有宰相官位的人，又要多出许多。有一种说法认为，宋朝宰相的官方收入大约至少是明朝宰相——首辅的五倍以上。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宋朝由于缺乏数目字管理，其国家财政收支状况相当混乱。部分史家倾向于相信，北宋时期的国家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在六千三百万到六千八百万缗钱之间。上述官、兵两项，已经开支六千万缗；神宗皇帝时期的皇家开支大约为每年七百二十万缗；单单是这样几笔开支，已经导致入不敷出的财政赤字了。但是，还有必须花的几笔钱：祭祀天地祖先的费用是：景德年间六百万，皇佑年间一千二百万，几年前的治平年间，四年不到是一千三百万；最后还有两项令帝国君臣最不好意思的开支：每年必须“赏赐”给辽国五十万两匹银绢，必须“赏赐”给西夏二十七万五千两匹银绢，两项合计七十五万五千两匹银绢。这笔钱数目不算大，占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一多一点。不过，每当君臣为了钱不够花而心情灰恶时，这两笔钱所带来的耻辱感就格外强烈，不但令臣民，更令皇帝本人颜面扫地，国家积贫之说，盖源出于此。在谈到治国之策时，朝中一些元老大臣建议：只要不穷兵黩武，经济自然好转，社会自然安定，这显然不是刚刚二十岁出头的神宗皇帝想要的答案，更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当时北宋是中原大国，却要向辽国西夏连年进贡，而且燕云十六州被儿皇帝石敬瑭拱手相让，祖宗的基业得不到继承和延续，也将成为皇帝心中的死结。
然而王安石立竿见影的改革效果正是神宗皇帝所希望看到的，与此同时，少数有政治远见和为自己既得利益的大地主官僚迅速向司马光靠拢，而王安石的变法却在执行过程中得到扭曲，官吏们借变法之机，利用变法所赋予的政府权利，成为敛财和提高政绩的法宝，使变法成了彻头彻尾的残害百姓之举。变法开始后不久，全国各地就连续数年旱、涝、蝗灾不断，受灾面积既大，灾害烈度亦强。致使遍布全国的地方官员立即变成真正的虎豹豺狼，在他们毫不容情的追逼之下，受灾农户纷纷倾家荡产，卖儿卖女卖妻子的情况层出不穷。而且，富裕之家更加成为官吏们锁定的对象，迫使他们破财免灾，或者破产、出逃。
可以肯定的是，青苗法肯定是适合农民们需要的，特别是在青黄不接时节，更能显示其救济与援助的功效。有钱的人家不需要这种援助，贫苦之家需要，但必须以田里的青苗为信用担保或者抵押。这样一来，风调雨顺时，大家自然都很欢喜；而一旦出现天灾人祸，发放贷款的官府与使用贷款的农户双方，立即同时陷入恐慌之中。官府为了减轻自己的损失和由此产生的责任，唯有逼迫农民一途。农民便只好变卖家当，归还贷款本息。严重者需要卖房卖地，甚至卖儿卖女。最后，导致部分农民流离失所，更使许多农民无力或者不敢贷款。各个地方官府都有固定的贷款准备金，这些贷款本金附带着必须完成的增值使命一道下达，如果贷款发放不出去，地方官员便无法完成那百分之二十的贷款利息即价值增值的任务，这将直接影响官员们在上司眼中的形象、工作业绩与升迁。于是，各地官府及其官员们便花样百出。其中最普遍的做法是，根据当地农户的经济状况，将他们分成不同的等级，规定不同级别农户的贷款额度，然后，强令当地富户与其他不同等级的农户之间结成利益共同体，由富户为各等级贫户提供担保或者抵押。更有甚者，若干地方官府的官员们，为了提高自己的政绩，还欺上瞒下、自说自话地或公开或变相将贷款利息提高到了百分之三十甚至更高。
均输法与脱胎于平准法的市易法推行以后，则形成了对城市居民特别是工商业者的打击。原本立足于平抑物价、抑制大商人重利盘剥的新政策，蜕变成国家垄断市场、货源、价格，甚至批发与零售也被政府官员所操纵，哪怕想做不大的生意，也要先过政府官员这几道关口。于是，大中小商人一齐步履维艰，其后果当然不难想像。致使城市工商业开始凋零。从时人记载和苏东坡等人的大量文字中可以看到，全国城市商业与市场一时间相当萎缩而萧条，社会开始出现动荡不安的局面。而与汉武帝时代发生的情况类似，也与主张变法者的预期一致的，则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大量增加（二十多年以后，宋徽宗赵佶登基不久，宰相蔡京报告说：如今国库尚有五千万缗积蓄，用度充裕，完全可以使朝廷威仪更加气派一些）。
在这种情势下，国家管理阶层出现的最显着变化，就是士大夫阶层迅速分裂为旗帜鲜明的两大阵线。几乎所有德高望重的元老重臣，和除王安石一人之外的几乎所有最重要的文化名人，民间的呻吟让他们全部变成变法的坚定反对派，其中包括王安石最亲密的朋友和自己的弟弟王安国。在得不到重要臣僚支持的情况下，王安石相当冒失地启用了一大批新新人类。这些人进入官场的时日不长，聪明、热情、渴望建功立业、没有沾染官场习气，这是他们最重要的长处。但是，他们缺少阅历，没有经验，很少受过生活与人品的考验，因此，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一旦把持不住，便特别容易由急功近利， 一变而为投机取巧，再变则为不择手段，从而堕入下流，变得为人所不齿。令人惋惜的是，王安石最重要的支持者与助手如吕惠卿、章敦、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等人，大致走的都是这条路，最后，全部在当代与后世声名狼藉，而且绝大部分被列进了官修正史《宋史》的奸臣传中。其中，一句出自他们中邓绾 之口的名言，甚至成了后世指斥官场某种厚颜无耻的专用语：“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翻检当时与后世的文献资料，很难找到证据证明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苏辙等一大批历史文化名人，甚至包括王安石的亲弟弟王安国在内，反对变法是因为他们代表了大地主、大贵族的利益，或者是过于保守、僵化等等。从资料中判断，元老重臣中确实有那种保守到了昏聩地步的情形；但是如司马光、苏东 坡、苏辙和黄庭坚等一干人，正值人生事业巅峰之际，他们冒着与年富气盛的皇帝对着干，从而可能丧失一生政治前途的风险，而反对变法，应该有更崇高的理由才对。否则，便很难解释他们是如何在当代与后世获得如此崇高的名望。以司马光为例，在神宗皇帝驾崩后，司马光由洛阳返回汴京（开封），参加皇帝的治丧事宜，曾经被京城百姓拦截在街头，群众高呼：“请先生不要回洛阳，留下来辅佐皇帝，救救百姓”。而当时政治不得势的司马光吓得仓皇而逃（此时王安石大权在握，深通政场的司马光知道在此时改变不了什么，权利会扭曲人性，司马光有这样的顾虑也无可厚非），于是司马光继续回家写《资治通鉴》。
可能有读者提出疑问：既然司马光看到了实施新政的消极面在哪里，为什么不与王安石齐心协力共同完成改革大业呢？事实上当权利集中在一位决策者和执行者手中的时候，高度的责任感必将对其造成巨大的压力，包括政治压力，舆论压力，阶级压力和利益团体的压力，当这些压力同时肩负在一个人身上，必然使人变得诚惶诚恐，如履薄冰，当政治抱负和政治理想实现的机会来临之时，必将把倾生的经历形成的思想彻头彻尾的展现出来，使人多多少少变得刚愎自用，把反对者的意见当做是阻碍自己实现政治理想的障碍（在此向曹操致敬）。王安石偏向理想化的思想和司马光“萧规陈随”的态度，始终不能达到求同存异的观点。神宗驾崩同年五月，司马光奉坚决反对变法的宣仁太后之命返回京城，开始主持中央工作。到第二年九月病逝前，以一年半时间及其与王安石同样不听任何反对意见的精神，将十七年变法新政全部废除。包括于民于国两相便利的免役法在内。史称“元佑更化”。坚决反对变法，但赞成实行免役法的苏东坡、范纯仁等人，建议司马光区别对待，保留那些经实践证明
合理的新政，免得用另一种方式继续糟蹋了老百姓。结果，当局者迷的司马光断然拒绝。致使苏东坡、范纯仁等人相当惆怅地叹息：奈何又一位拗相公。意思是，怎么又出了一个和王安石一模一样刚愎执拗的宰相。王安石不惜与众多亲人、朋友、同事反目，也要忠实于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信念，坚定而执着，如今，司马光表现出了同样决绝的坚定与执着。这种政治非理性令人感到极度不安。当这种令人敬重的品质与完全拒绝不同意见相结合时，在这两位伟大人物身上，同样使人产生了一种感觉：美好的品格被不适当地、过分地滥用了。于是，政治宽容、理性精神、必要的妥协与长远的目光全部不见了，坚定与执着变成了执拗与刚愎自用，北宋的政治空气之中，被两位政治领袖从不同方向注入了一股同样强烈的、带有戾气的不祥气息。它是一把双刃剑，锋芒所向，丝毫不留余地，在伤害了对手的同时，势必同时伤害自己所钟情的事业。从此，我们只能无奈地看到，在两位领袖开辟的道路上，他们那些不成器的继承人，越走越远，越走越趋向下流。
公元1086年，即宋哲宗元佑元年，四月，王安石在江宁府，就是今天的南京去世，时年六十六岁；九月，司马光病逝，时年六十八岁。同一时代活跃在北宋政治舞台的两颗闪耀的人物在政治意见分歧的斗争中同年仙去，一位是用千年之后的经济理念治国的奇才王安石，另一位是从小成名（司马光砸缸），完成历史巨作《资治通鉴》的司马光。他们一位放荡不羁、恢宏大度、甚至不修边幅，另一位则萧规曹随、治学严谨，深悟国家兴衰，他们经历了漫长的君子之争却尊重对方的人格操守，他们由于政治分歧而决裂却被后人同样称道，然而他们万万想不到，他们的君子之争最终被他们的传人演变为党派之争，最终将北宋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公元 1093年，即宋哲宗元佑八年，在宣仁太后主导下，帝国政府致力于清除王安石变法影响、恢复祖宗旧制的工作，前后历时九年。至此，支持变法的政治派别，被时人称之为“元丰党人”，反对变法一派，则被称之为“元佑党人”。b北宋政治陷入党争的泥沼，不可自拔。
公元1093年，宋哲宗亲政，这位可能有某种心理生理缺陷的十八岁皇帝，再一次起用变法派人士，全面恢复变法新政，严酷打击元佑党人，前后历时六年有余。苏东坡等元佑党人在元丰党人章敦这位昔日朋友的苛酷荼毒之下，陷入晚年极为悲惨黯淡的境地。以王安石事业继承人的姿态，出现在帝国政坛最高层的章敦宰相，不计后果不留余地地整治政敌，他甚至正式提出，要将司马光的坟墓掘开，暴骨鞭尸；同时制订了一整套摧残元佑党人及其子女后代的计划。只有当他的同僚警告他不要开这种先例，免得冤冤相报时，他才勉强放弃了这个念头。
公元1100年，二十四岁的宋哲宗病死。宋徽宗赵佶继位，由讨厌新政的向太后垂帘听政。其间，再次起用元佑党人，废除变法新政。九个月后，向太后患病归政，宋徽宗正式执掌大权。
苍天仿佛存心要毁灭北宋一般，数年间，波诡云谲，政潮叠起。每翻覆一次，便使北宋的元气正气衰减一分，直到病入膏肓。随着两位具有大家风度的政治领袖去世，两派政治力量由道义与治国理念之争，蜕变成私利、意气与权力之争，由确曾有过的君子之争，堕落为真正的小人之争。从此，在大宋帝国的政治舞台上，再就很少见到那种信念坚定高远、人格高尚纯粹、学术博大精深的伟大人物了。不久，随着苏东坡与范纯仁的黯然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正式结束。从此，北宋彻底进入了一个政治伦理急剧沦丧，政治空气迅速恶化，是非善恶观念完全丧失的时代。整个官场完全趋向厚颜无耻与卑贱猥琐，到处充斥着道貌岸然的衣冠禽兽，他们兴高采烈地奔走于堂皇神圣的庙堂之上，探囊取物般地攫取着国家的权力与财富，直到将北宋帝国导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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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3-31 19:14
发表于 2009-4-1 10:32
